丁帆:末代知青罗曼司的背影——从《红杉树下》观末路的“知青小说”

来源:《小说评论》 | 丁帆 (2021-01-22 15:08) 5948428

  四十多年来,反映知青生活题材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伤痕文学”,多以知青生活为主流,且以悲剧色调为轴心展开故事情节的铺陈,从“青春无悔”到“反思苦难”,再到“选择遗忘”,“知青文学”经历了由盛及衰的过程,这种题材的作品还时隐时现地出现在电视剧播出之中。我时常在思考,这样题材的作品还有生命力吗?历史已经渐行渐远,“知青”一代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只能在那些耄耋和古稀老人堆里寻觅他们的身影,从他们木讷的面庞中再也找不到昔日的激情了,历史就这样无情地埋葬了他们的青春和浪漫。于是,希望重拾昔日的辉煌,标举不被这个物欲横流时代所淹没的浪漫主义文学大纛,有些作家就在钩沉那段悲情的历史中,用罗曼蒂克来止痛;用理想主义的情操来填补现实世界的思想空洞,试图以青春和爱情的名义去拯救当下精神世界的虚脱。也许,陈德民先生的这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红杉树下》就是这样一首呼唤浪漫悲情归来的知青文学标本罢。

  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知青”的历史由来翻阅共和国的历史,它最早的源头是 1953 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 年河南郏县大李庄乡一批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报纸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同年 8 月 9 日北京第一批青年志愿者垦荒队赴北大荒;同年 10 月15日一支由98人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奔赴江西省德安县。此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十多个省市组织了垦荒队,动员城市里的知识青年下乡,树立起了第一批知识青年的标兵人物董加耕、邢燕子、侯隽。这是第一波知青下乡高潮。

  第二波高潮是在 1964 年初,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议(草案)》并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这一波北京去北大荒的知青有248 人,值得注意的是各省都有一批城市的社会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去,待到 1968 年大批老三届插队时,称这批人叫“老插”。第三波知青下乡是中国社会空前绝后的插队潮,1968 年北京红卫兵蔡立坚赴山西榆次县插队,开了第三波插队的先河,6 月上海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些都是自愿插队去农村的,整批去内蒙古和黑龙江的蔚为壮观。当然,其中有许多是“插场”知青,直到 1968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作为一种指令性的政策,除去当兵入伍和极少数留城者,俗称“老三届”的几乎全部初高中六届毕业生都下乡插队了。至此,下乡知识青年已达 1200 万左右。消停了几年后的 1975 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山下乡运动,又有 200 万学生插队,这批人史称“新三届”,是最后一代下乡知青。从 1978 年云南知青诉求回城运动,到 1979年大返城,直到 1980 年 5 月 8 日,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运动,10 月 1 日中央决定下乡知青可以回城,才彻底结束了三十年来的知青生活。

  说实话,“新三届”的“插龄”是最短的,因而写“新三届”知青题材的作品甚少,“伤痕文学”过后的知青小说多为“老三届”知青为人物故事为中心,倒是近年来有一部叫做《远方的山楂树》的电视剧较火,这是典型的以“新三届”知青生活为叙述轴心的作品。我读知青小说鲜有涉猎“新三届”题材的,而最近读到的这样的长篇小说还是第一部,这就是《红杉树下》。

  说实话,一开始我很难进入小说的情境之中,尤其是场景设计有些软广告之嫌,但是,越是往下读就越是想看作者是如何设计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线索的,就越是想看看作者对这场运动的看法有何新的思想深度,越是想从其艺术手法中看到对知青题材小说的处理方法有何创新之处。

  无疑,从知青文学的标高上来说,这部长篇小说在总体色调上来说是明丽与灰暗相结合的,相反相存的,更加真实地再现和表现那段苦难的岁月,悲情和浪漫的元素就决定了作者在“青春无悔”和“青春反思”的钟摆中“彷徨于无地”。由于作者太过于理想主义的涂抹,有时会让浪漫的爱情落入了老套的窠臼,不过他所构思设计的爱情人物关系图谱却是其它知青小说所鲜见的排列组合。

  作品设计了四组不同恋人的爱情组合(按照用笔力度排序):男知青和女知青(1 号组合);女知青和男农民(2 号组合);男知青和女农民(3号组合);男农民和女农民(4号组合)。显然,第一组和第四组是最正常的故事组合,但是作者为之设计的故事情节也最多,用力最甚的是第一组,作者要表达的是一种古老的“爱情至上”的理念,它与第四组形成的恰恰就是一种对应关系,即:作者试图表现的是理想主义爱情破灭后的无奈选择之悲剧,映衬了更加伟大的罗曼司就来自古朴爱情观。直至将女主人公文澜处理成一个悲剧人物,让她在“梁祝”的悲怆交响曲的音符中逝去,使小说“大团圆”结局的读者期待彻底破灭,也的确凸显了小说主题深化的动机。

  1号组合中郑东杰和文澜的爱情故事设计,让作者煞费苦心,为了不落俗套,作者不惜让他们在过多和过度的“误会法”的情节中错过相逢相爱的机会,甚至有些情节和细节几近失真,其终极目的就是要让其爱情走向悲剧的结局,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以为我们可以对小说部分的夸张手法的运用忽略不计,予以谅解,因为作者所要表达的“爱情至上”的理念毕竟还能打动我的心灵。

  2号组合中乔琳和生产队长赵刚的“爱情”其实是最有故事的一对组合,它是在人性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夹缝中成长的人物塑造,让人看到了人性复杂的悖论之深刻,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岗上的世纪》中女知青李晓琴和生产队长杨绪国之间的“爱情”,女主人公李晓琴从先前的被动变为主动,完全就是挣脱了人的“社会属性”后,让其内心深处的“动物属性”占领了女权主义的高地,以自我的“性高潮”去俯视那个猥琐的男性形象,从而将主题突转上升为一个“社会属性”的大主题上。同样,乔琳也是从为了规避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对于赵刚的“强奸”行为进行了默认,从默认到默许,再到最后嫁给了这个比她大 20 多岁的“强奸犯”,其心路历程的“爱情”反转,也是夹杂着乔琳本身对“动物属性”青春快感的追求,从这一点上来说,作者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不同于一般的知青小说理念的,因为这种性爱交媾过程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理过程,并不是一种是非曲直的简单思想艺术表达就可以企及的,从这角度而言,作者明显高于一般知青小说的主题表达一筹。正如作者所言:“乔琳自从被赵刚强暴以后,一开始对他憎恨厌恶,但经过赵刚对她劳动时的照顾,再经历多次肉体上的颠鸾倒凤、几番云雨之后,她竟然已经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于是,一种逆来顺受的无奈在她的脑海里便成了顺从赵刚的理由了。”想起当年插队的时候,我也亲自见闻过同样的现实版的故事,少不更事的我们怎么也找不到这个人性复杂的答案,如何解释这样扭曲的性格,此书作者给出的也许只是一种答案,但我相信在人性复杂的大千世界里,还有千万种答案需要我们解密,探索解密人性的密码就是作家塑造人物的任务,可惜的是这组人物矛盾冲突描写的戏份还不够,倘若让故事情节和细节更加丰满地展开,或许这部小说的穿透力将会有一个新的高度。当然,作者最后还是让乔琳和赵刚离了婚,彻底消解和否定了这种畸恋。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 2 号组合之中,作者描写了一对更具柏拉图式的浪漫主义情侣,这就是那个目不识几丁的巧手盲流农民“弹棉匠”赵树森和漂亮的女知青章艳之间来自于原始冲动的恋情,作者大胆地设计构思了这种看似不合逻辑的天方夜谭故事,以增添小说浪漫主义的气息,情节设计虽然老套了一些,比如在月色撩人的情境中,章艳一个人在小溪流中裸浴镜头被“弹棉匠”偷窥。那高光剪影下的酮体美的展现,与优美的景物描写融为一体,勾画出了一幅撼人心魄的裸体水彩画卷。这种畸恋爱情构成的元素如果仅仅是一种浪漫的猎奇,脱离了文化的语境和载体,成为一种超浪漫主义的形式表达,或许就会破坏现实主义艺术再现的真实性。但是我们不能强求作者按照现实主义陈旧的理念和原则去设计人物和故事情节,正如作者通过一号人物郑东杰的言论予以辨析的那样:“感情这东西有时会奇妙得让人难以琢磨。它会在某种情况下超越文化、地域、种族、金钱、地位、年龄等外在的因素,成为纯粹的为爱或者不是为爱而产生的对异性的爱恋和依恋。”这就是作者理想主义爱情至上罗曼司写作情结所致,用 1 号组合中文澜的话来说“我觉得他们的反差太大了,不现实。”作者认为这是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组人物的设计太过于浪漫化了。当然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恋是经不起风浪的,当章艳无意中看到“弹棉匠”在拥抱另一个女人时,其浪漫主义纯真的遐想立马就被无情的现实轰毁了——伪浪漫是无法抵御现实生活中的悲剧的,真正的浪漫主义是容不得心灵上沾染一丁点瑕疵的。

  3号组合男知青和女农民的恋情在本书当中出现过几次,这也是浪漫主义情结使然,1978 年我曾经写过一个同类题材的短篇小说《英子》,如果不是终审时主编嫌色调过于灰暗,差一点就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出来,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浪漫主义悲剧结局的作品不仅是作者忧郁情绪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它暗含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同情和怜悯”的悲剧情结,殊不知,这并不是真正的平等爱情。当然,在此书中,成功的只有一组人物,那就是丢弃了幻想,留在县城里工作的男知青刘学卿与那个公社知青办的女干部戚卫红结成连理。与其说是一种浪漫的爱情结晶,不如其说是一种无奈现实生活的合理安排,倘若刘学卿回城了,倘若他们中间有一个不是吃公家饭,那或许就是另一段“小芳的故事”了。

  4号组合里的故事似乎是在重复一个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门当户对”婚姻伦理。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中,曾经不识几个大字的“弹棉匠”赵树森终于和农村漂亮的女孩小曼结婚了,彻底摧毁了一段罗曼蒂克的暗恋,虽然“弹棉匠”是入赘,但这就是农耕文明秩序下最合理的爱情注释了,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小说对这一组人物“爱情”的发掘还不够深入。

  总起来看,《红杉树下》在爱情人物关系处理上部分超越了以往知青小说的一般模式,推进了知青题材小说婚恋爱情题材描写的丰富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从中悟出的是一种对“知青题材小说”的深度思考。

  其次,小说凸显了地域文化特征,将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纳入了描写的范畴,突破了以往此类题材的单色调性。就这一点而言,它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农耕文明自然原始形态的风景画嵌入了现代人的视觉之中,这是一种新的元素的发掘。

  作品尤其注重风景画的描写,亦如小说描写中有一段文字用女主的话道出了作者的意图:“文澜被眼前这幅雕塑般奇美的景色震撼了,这真是大自然对劳动者最由衷的赞美。文澜想,如果自己是一个画家,一定要画一幅夕阳下堆草垛的画面,金色的夕阳,金色的草垛,金色的汉子……这幅画就取名叫《金秋》”无疑,这使人联想起的是莫奈的著名油画《麦秸垛》,那也是莫奈在人生的逆境中画出来的最美图画,构图上没有任务出现,但是你能够看见人物劳作的艰辛。对比之下,作者在这幅《金秋》图中所体现出的浪漫画语就显得比较生硬了,一是主题表达太显露,风景是为了突出人物形象,而没有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二是其中的比喻夹杂着一些戾气,如“像一个个戴着头盔,身穿甲胄的武士”,多少破坏了一些浪漫构图的艺术效果:“割完稻谷的田埂上,露出金黄色的茬子,地里排列着整齐的稻垛,半人多高,像一个个戴着头盔,身穿甲胄的武士,等待着往社场上汇集。新翻耕的黄豆地是深褐色,深秋季节,这里将是一片绿油油的麦田。”如果作者调动一下留白的艺术手法,其审美的效果就更好。三是最致命的,文澜一开始就把基调定格在“这真是大自然对劳动者最由衷的赞美”上,这种引导性的观念植入恰恰就是破坏画面多义性艺术效果的败笔,阻碍了艺术上升的通道。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用大自然的美妙风光衬托浪漫爱情的诗性描写不但在此类题材的作品中罕见了,同时也消逝在中国乡土文学的风景线中,我以为,这种在农耕文明中产生的诗意描写是不会降低现代人的审美兴趣和品格的,相反,在林林总总的后工业时代里,我们能够在视觉和感官的世界里看到自然风景的瑰丽,闻到鸟语花香的愉悦,让通感打通我们驻留在大自然的情境之中,这本身就是小说创作的一大审美功能。

  另外,作者将“海州大调”的风俗民情融入到小说的风俗画和风情画之中显然也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一大艺术特点,虽然有些地方过于雕琢,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审美的添加剂,无疑增添了其可读性,尤其是切近原始自然的“原生态”唱词,虽然带有乡间村言里语和俗文学的元素,却起着大俗大雅之功效,凸显了自然之美的文学品质。

  显然,适当的方言的融入也增强了小说的地域文化色彩,方言的融入让地方人物活了起来,增加了小说人物形象的肌理。

  再者,就是小说的结构手法体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此书采取的是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写法,却又合理地融进了现代小说的倒叙手法,且在每一章开头都有一段父女对话作“引子”,它既是故事情节衔接的纽带;又是对人物和故事主题的哲理性思考结晶;同时也是作者直抒胸臆的一个思想表达窗口。无疑,这就是试图突破“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让小说更有一点点“复调小说”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对艺术技巧的追求可见一斑,也许,这是作者陈德民在“无意后注意”心理层面完成的一次形式主义改造,但它的的确确增加了小说的技术含量,让叙述不再单调。

  我在上述文字中已经说出了作品中存在着的不足,在这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部长篇小说如果将回忆的场景平台置换到一个与作者毫不相干的背景中;如果将小说结尾那些画蛇添足的大团圆补叙干干脆脆地像切割盲肠一样痛快删除,就在文澜死去的那一刻戛然而止,让作品留下绵长的悲剧余音,那么这部作品就更加臻于完美了。因为,无论从这场运动的社会效应,还是个体经验来说,它都应该属于悲剧美学的范畴,悲剧是最能够打动读者的,而浪漫的悲剧则更加能够攫取每一个读者的灵魂,起着勾魂摄魄的美学效果。

  最后,我对作者再提一条建议,如果将书名定为《马陵山下》似乎更好,一是使之更有地域特色和历史内涵;二是规避和重复许许多多诸如上个世纪老一代浪漫主义作家张洁们追求的“山楂树下”的那种情境;三是变俗情浪漫为悲情浪漫格调,更有悲剧的美学韵味。如此这般,也就暗合了作者在“题记”中表白的初衷:“青春是一首太过精短的诗篇,我们眼含泪水,不时地吟咏。”达到进一步深化主题内涵的作用。

  让遗落在历史旷野中的青春与风景永远定格在马陵山下!

  “知青题材小说”还有生命力吗?从陈德民先生末代知青小说《红杉树下》,我看到了希望,这就是:作为一种已经沉寂的历史题材小说,如果作家能够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个维度上去俯视它,且以一种新的审美眼光去把控它,“知青小说”就会走向一个更有历史感和审美感的创作巅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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