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华:我和周海婴先生的私信来往

《世纪》 (2021-03-12 10:04) 5950926

   我与海婴先生因书相交,前后过从十五年,音问未断。盖我为其父母编选过《爱的呐喊》《许广平文集》(三卷)和《鲁迅的艺术世界》。其间他致我的信凡四十六通,均谈书稿,鲜及家事及其他。私信,是一个人真实的隐秘世界,由信来读人或是一个独特的视角。

  由于海婴的身份特殊,是读者关注度颇高的公众人物。我不讳言,坊间对其时有微词。我想就我个人与其“面对面”的交往和白纸黑字的信,来谈谈对他的印象。

  1998年1月周海婴在北京《许广平文集》首发式上

  我眼里的海婴先生是大度的

  我认识海婴始于1996年。我为供职的出版社策划选编了一本鲁迅、许广平散文合集《爱的呐喊》,函请他授权,他欣然同意,出版社表示“愿意按国家规定支付稿酬”,并提供了另一家出版社付酬方式和较低的付酬标准。该书出版以后,本社除按合约只付许广平部分的稿酬外,另付了一帧照片的稿费,象征性的而已。海婴在复信时特别提及“收到这部分(指照片)使我十分感动,因为多少年来,不论在什么书籍上,照片似乎已经在几十年前进入了‘流通领域’,当然,我也似乎‘清高’而不去追索。”还说了一番致谢的话。

  次年春,我进京公干,顺道拜访了他。我问许广平先生所著《遭难前后》一书解放后出版过没有。他说国内没有出过,柯灵先生于1980年推荐给香港刘以鬯先生,在香港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次。当我了解许广平的几部著作已多年未再版,市场断货,又念及许广平先生百年诞辰在即,于是萌发编《许广平文集》的创意。海婴听了,十分高兴。选题在社里顺利通过,很快进入操作阶段。海婴在北京鲁博及鲁研界朋友的帮助下,陆续将稿件分批寄来。事先说好合同条款由我方初拟,再请他提意见、相商。海婴复信寄回合同,没作实质性的修改,只说希望出版日期提前半年,作为许广平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礼品。因书稿工程较大,文稿搜集要完备也很琐碎、麻烦,出版日期如此之短,当时我只答复:“争取如期”出版,他表示理解,又说“他的话只是代表家属的建议和希望而已”。文稿在较短时间内备齐,海婴附信说:“目前奉寄的各类稿子可以说是全部的99.999%(以拟收考虑的供选稿)”。我请他先编目、分类,他没有做,说怕我们会为难,“我是有意不分类编目,目的是使你们主动,便于取舍”。这也是真话,他提出主导意见,可能会左右我们既定的编辑方案。我把另一位责编孙金荣同志拟的“编目”奉上,请他“指正”。他复信说:“文集的分卷方法甚好。就这样编排好了,替我谢谢孙先生。”但他将“出版前言”的第一段改了一下,附言说“这是不作数的”,由我们定夺。他既如此“大度”,对他的意见,我们也就实事求是地有取有舍。事后,他未表示异议。我们相互间的沟通比较顺利,双方都很满意。

  周海婴于1996年9月30日致作者的信

  因为这是由他主持为母亲出版的“文集”,无论从哪个角度,他都该写点纪念文字。经我之邀后,他答应写“后记”,有点调侃地说:“有些感情性质的话以及牢骚之类,放在后面为宜。”一周后,我收到海婴的“后记”。应该说,海婴是比较好激动的,也爱发点牢骚。他的“后记”原稿中有一段是写许广平去世后,他本人及亲属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读了这些“牢骚”,我颇为难。此前,我已略知海婴有点执拗、喜欢较真,怕碰钉子;但我还是鼓足勇气给他写了一封长函,大意说这是许广平先生的文集,含纪念性质,“后记”中的“牢骚”话放在里面不大妥当,如果照现在这样写法,广平先生在九泉下心也不安的。如实在有话要说,可另写专文,不一定非要放在这儿。大概我言词恳切,或许他意识到我的话不无道理,他来电话爽快地同意删去,并说:“我把‘大权’交给你。”随之,我将自以为“不妥”的一刀砍去,又将个别情感色彩偏激的措词做了润饰,力求平实一些。

  《许广平文集》在编选者署名时,我们曾一度“纠缠”了一番。前文已说过,最初与海婴签约时,海婴“打官司”的消息,已见诸媒体。社长考虑该书是本社一手策划的,为保证本社享有该书的专有出版权和对其他出版物的制约,社里提出本社应有一位同志(让我)充当副主编。后来在与海婴一年多的交往中,看出他对我们出版社的权益十分尊重。例如在此期间,他拒绝了另一家出版社要重印《许广平回忆鲁迅》的要求,以保证本社的“文集”能有正常的发行量。所以我与社长商量,还是单署海婴一人名为宜,更显“正宗”。因此付印前,我于1997年8月15日致函海婴说:“人与人之间,应是相互尊重与爱护的,真诚是最可贵的。”“我们原先的考虑(署一副主编名)似已没有必要。”9月1日他复长函:“关于先生副主编的具名,我以为很合宜的,这本‘文集’没有先生的创意、策划、奔波以及向社领导疏通,是不可能问世的。这点,我们家属铭记在心。你的辛苦应当体现在‘文集’上,不应该当‘无名英雄’。”又说不署副主编名“是不公的,事实上,我的‘主编’是‘充数’的……”跟着,9月5日又来信,坚持他的意见:“关于署名,请再一次和社领导解释一下,这本文集,工作是你做的。我只为了某种咱们商议好的原因、因素而‘堂皇’地摆在那(指便于宣传、发行。作者注)。谁都知道,这是吹不响的滥竽,否则无地自容。若此,新书发布等等活动,我只好回避,躲起来了。”我打电话对他说,为感谢他的美意,我接受他在“后记”中鸣谢我的话。他旋即又打来电话,坚持要我署名。付印在即,9月10日我再次坚辞,并说明理由,责任编辑栏内我已署了名,这“本身就是对我关于这部书稿工作的肯定……关于署名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此画个句号”。并声明书已付梓,木已成舟。事实上,也绝非如海婴自谦的那样“是一种摆设”。他为《许广平文集》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搜集、复印资料、大致分类,为初次发表的大量的历史函件中的人物和事件作注;征求老照片,以及请雷洁琼、赵朴初先生题词等等;而这些工作,远非一个责编力所能及的。

  如果说当初签约,作为出版社一方还心存疑虑的话,那么在该书的运作过程中,海婴在文稿的处理对出版社的尊重上和拒绝他人重印《许广平回忆鲁迅》维护本社权益上,已表现了真诚合作的意愿。因此,我们才主动提出放弃署名。

  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在出版《许广平文集》的尽心尽力上,也令周海婴深深感动。为使该书能赶在许广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时出版,出版社督请承印厂加班加点,2月10日装订出第一批书。可是厂家在淮阴,交火车快运已来不及。偏偏此时天降大雪,到处冰天雪地。出版社出资请运输公司派专车,日夜兼程终于在11日晚间平安抵京,为次日首都各界纪念许广平大会献上珍贵的礼品。海婴表示:“实在太感动了,感动得要流泪了。”

  这次出版社与海婴的合作十分愉快。由此我想,这恐怕源于双方的相互支持和理解。“尊重是双行道”,此言不谬。

  周海婴于1997年9月5日致作者的信

  一年后,我社出版了长篇纪实小说《鲁迅》,我给海婴寄了一本。海婴初阅后,觉得文中对鲁迅逝世下葬时的在场人及当时他的悲痛状的描写,“感到有点出入”,致函与我。我复印转交给作者。后来,此信中的内容被爱炒作的某媒体公开引用,海婴遭到了非议,海婴对此深感委屈。他后来对我说:“我无意否定作者的大作,只是感到有些不舒服罢了。”(作品中的那一段,把他写得太不懂事了——作者注)。对媒体,海婴后来大概有些怕了,再致信于我时,特别叮嘱“请勿有任何举动”。这回他理智地以平和的态度,淡化了这件事,没再引起纠纷。2001年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样书一出,海婴便寄我一册。书还没收到,他便急火火地打长途来,要我谈谈读后的感觉。不久,在南通师院举办的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活动上我们见面了。他见我的第一句话便要我谈“感觉”。我也直言不讳:“你的勇气和坦率让我佩服,但对书名和装帧我不敢恭维,它不是最好的。”他笑而不语。我问书名是谁起的。他说是他儿子令飞和出版社商量的。夫人马新云打趣:“早知道请你提提意见。”我说:“你们对我保密,怕我不给好价钱。”说到这儿,三个人都笑起来。

  因为我们相互比较熟悉了解,说话也很随便。这主要基于我有向海婴“从谏”的历史经验。晚年的海婴活得确实比较累。早些年为儿子周令飞的婚事,累得喘不过气来,后来是“维权”论争,“官司败诉,我的‘臭名’也远播四海”(海婴自语,片断),就累上加累了。人言可畏,众口铄金。因时有微词入耳,它或多或少也影响了我。但论人必须持平。王元化先生在该书序中说:“海婴为鲁迅版税继承权问题打官司,有些人不能理解,认为海婴不该这么做。我却不这么看。”因为“如果我们承认他也是一个公民,也有合法的权利,那么就应该依法办事了”,更况“事出有因”,才打官司“要钱”的。

  海婴是一位真诚、可信赖的朋友

  在南通师范学院的会上,我大胆地与海婴探讨了鲁迅先生的为人为文,包括鲁迅当年对陈西滢、梁实秋等的批评。海婴很坦诚,他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鲁迅也是可以批评的,但必须读通他的作品,研究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恶劣环境。他的文风不得不犀利,语言不能不苛刻。”在谈到有人觉得鲁迅生性“多疑”、出语尖刻时,他说那是有些现代人对鲁迅的误解。鲁迅一般针砭的是社会弊病而并不对具体的人。当然,他不是圣人,有时也会误伤人;但当他发现自己批评错了的时候,也会自责。他举例说,当年鲁迅写文章批评一位青年作家,事后知道那人确实是精神失常,便写专文更正、说明,消除影响。海婴又说,评价鲁迅绝对不能脱离当时历史大环境,不能用现代人的思维来要求他,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这一天海婴在接受南通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笔者在侧,亲耳听到他说:父亲早已过世,他不能对死后的事负责。“文革”期间有人利用了父亲,或者是父亲对某人某事一时说话欠当,致使他当年的老朋友或亲属遭到一些伤害的话,我非常理解、同情他们(上述为大意)。在摄像机前,海婴还微微欠身对因此而受到伤害过的人代表鲁迅表示歉意。这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

  我与海婴之过从告诉我,海婴是一位真诚、可信赖的朋友。他和蔼、平易近人,从不摆名人之后的架子,对我之请,凡能做到的,他都勉力而行。那年他的南通之行,就是受我代朋友之邀,推掉另一个活动而前往的。南通接待方缺乏经验,发现有不周之处后,向他表示歉意时,海婴反宽慰对方,说当年他也做过接待工作,不容易办得十全十美,出点小问题,可以也应当谅解。他的宽容与大度令接待方很感动。

  海婴一辈子似乎活在父亲的光环里。他戏言自己一辈子是“夹着尾巴做人”,但一辈子都在奋力传承鲁迅精神。晚年他与长子令飞在上海创立鲁迅文化发展中心,通过演讲、出书、办展览、拍电视,为弘扬、普及鲁迅文化不断“呐喊”。2006年秋,他偕令飞到南京请我在珠江路咸亨酒店吃饭,席间我们又谈到合作出书的事。海婴提议可否出版一本名为《鲁迅的艺术世界》的书,将鲁迅艺术方面的创作、设计和收藏集为一书。我向社长黄小初请示后获准。海婴十分高兴,旋函请吴冠中、黄永玉、黄裳诸先生为该书写评介文字,协调北京鲁博与上海鲁馆的馆藏资料,费三年之功终于完成。他亲自出席上海的新书发布会,并为读者签名。晚年的海婴除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摄影集《镜匣人间》外,又组织出版《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病中还关注《鲁迅大全集》的出版……

  周海婴(右一)、马新云(右三)和张纯华(右四)在上海

  海婴挺幽默,每每通话他都憋着一口南京土话与我交谈。每年的贺卡花样翻新,自做一些富有童趣的小图案。因为我们相互比较熟悉了解,说话也很随便。我曾私下问过海婴,作为名人的后代,你感到骄傲的和社会压力的两方面,哪个大一些?海婴的表现似乎很痛苦,说:“苦比乐多。大家对名人后代期望值太高,喜欢把他们装在一个固定的框子里,在当代社会背景下,框子里的生活多难受!”

  《鲁迅的艺术世界》新书发布会,那是我与海婴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次我见到周氏家族几个主要成员:海婴夫人马新云、长子周令飞、长媳张纯华。

  2011年4月7日,海婴逝世,我代表出版社专程赴京吊唁,作最后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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