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长篇小说)

(2021-04-01 14:15) 5951918

  一、基本信息

  书名:《民谣》

  作者:王尧

  出版日期:20214

  装帧:精装(带护封)

  页数:350

  开本:32

  ISBN978-7-5447-8582-2

  定价:58.00

  二、编辑推荐

  学者王尧 长篇小说处女作 震撼问世

  “近年来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一个少年的成长精神史

  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

  一个民族的自我更新史

  2020年甫一发表,旋即入选多种年度榜单:

  2020收获文学榜长篇小说榜

  《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度文学排行榜

  探照灯书评人好书榜2020 年度长篇小说

  一流作家、评论家一致推荐:

  莫言亲笔题写书名

  苏童、麦家、程永新、王春林、程德培盛赞

  阎连科万字长文荐读

  三、作者简介

  王尧,作家,评论家。苏州大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出版学术著作多种,另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先后在《南方周末》《读书》《收获》《钟山》等多家报刊开设散文专栏。

  2020年推出首部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引起文学圈震撼。

   四、内容简介

  “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时间拨回至一九七二年五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队,漫长的雨水终于停歇,麦子发酵味道笼盖村庄,暗潮涌动于日常。码头边,十四岁的少年等待着了解历史问题的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等待着石油钻井队的大船,然而生活终以脱离人们预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少年在码头边左顾右盼,在庄舍与镇上间游走返还,在交织缠绕的队史、家族史间出入流连。他于奔跑中成长,于成长中回望,回望里,记忆发酵,生长。历史老树的黄叶,一片片落入《民谣》的故事和人物,飘扬,旋转,飞翔。

  作者王尧为其首部长篇《民谣》准备了二十余年,藉此完成了他重建个体与历史之间联系的夙愿。他以故事中人与故事看客的双重身份,杂糅评点、抒情批判,岁月流逝中的碎片和碎片不断碰撞,显露出新的缝隙,而小说由此拼凑出一条真正能够进入历史的现实路径。这里有故事,但波澜不惊;它从历史走来,也脱胎于每个日常;散曲民谣中包裹着唱不尽的人事变迁与世情冷暖。《民谣》铺写一个少年的成长精神史,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一个民族的自我更新史。它以个体细微纤弱之小记忆,呈现时代的宏阔酷烈。

  五、目录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杂篇

  外篇

  后记

  六、作家说

  《民谣》的缘起

  故乡是我写作的一粒种子

  我和笔下的人物相处太久,但彼此都有了熟悉的陌生。他们和我都变化了。但无论怎样变化,我看到了少年的我在他们中间奔跑。故乡是我写作中的一粒种子,也是这粒种子最初的土壤。因为有他乡才有故乡。

  《民谣》的命名

  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在南方一座城市闲逛时,听到前面十字路口的东南侧传来二胡的声音。我站在他的边上,先听他拉了《传奇》。接着他拉了《茉莉花》,由《鲜花调》而来的《茉莉花》。我在他的旋律中想起我母亲说她曾经在万人大会上演唱茉莉花。

  在摇篮曲之外,我熟悉的民间小调和歌词就是《茉莉花》、《拔根芦柴花》和《夫妻观灯》。在熙熙攘攘嘈杂喧嚣的市井声中,《茉莉花》的旋律犹在耳畔。那个黄昏我从码头返回空空荡荡的路上,想起了十字街头的情景。

  也许,我的这部所谓小说应该叫《民谣》。

  《民谣》的脉络

  “我奶奶”的家族史的断裂和延续;“我外公”的革命史的建构和解构。这成了《民谣》的基本脉络,在这样的脉络中生长出了另外两条线索:勇子这一辈以农业和工业为两翼的梦想与实践,我没有把握使用“乌托邦”这个词;王大头等少男少女的庸常和飞扬的生活。这是《民谣》“词”的基本笔划。

  《民谣》的语言

  诗性与迷幻同在

  在苦思冥想写了小说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之后,我找到了小说的“调性”。“我”的叙述,是“我”的呼吸和心跳,这确定了小说的词与物、人关系以及语言的节奏;神经衰弱的“我”也让语言在诗性之外多了一些迷幻。

  《民谣》的结构

  形式嵌入内容的小说革命

  我想尝试“形式”如何在《民谣》中成为“内容”,这就有了“杂篇”和“外篇”。我设想“杂篇”不仅是补充了前四卷的细节,它还是“我”与“时代”的语言生活。

  在完成了“杂篇”之后,我意犹未尽,又以小说中杨老师的名义,写作了他未完成的短篇小说《向着太阳》,用不同的语言叙述了小说中“围湖造田”的故事,和卷三的故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民谣》的重生

  死而复生的鱼,

  触我复活一部二十年前开头的小说

  庚子年来了,我体验到了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一天,我突然发现水边有一条红花鱼浮着,好奇地把它捞到码头上。这条鱼开始纹丝不动,几分钟后鱼唇吮吸了几下,又死去了一般,我以为它是垂死挣扎。我把这条鱼放回水里,它和所有死鱼一样在水面上悲哀地浮着。就在我稍有悲悯之心时,鱼儿突然一翻身迅速游弋到小河的中央,然后沉入水中,无影无踪。这似乎是另一种向死而生。

  许多东西就是这样,你以为它死了,它却活着,你以为它活着,它却死了,还有许多东西在半死不活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我早就开了头的小说。我能够复活它吗?复活昨天的文字,也许是为了今天的再生。

  七、专家与媒体推荐

  2020 收获文学榜颁奖词——

  不同凡响的《民谣》历时二十年,聚焦的却是一个少年短短几年的成长片段。在漫长的书写过程中,故事的跌宕起伏早已化为历史的烟云,留下的只是琐碎的细节和无法复原的碎片。《民谣》说了太多的东西,同时又让我们听到了没有说出的话;《民谣》之中有着太多的秘密,有些秘密在阅读中会解密,有些秘密则永远是秘密并吸引着我们。

  作家 阎连科——

  《民谣》重建了小说之根基,也推开了小说革命之门窗,在整个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它像贝聿铭在卢浮宫直立起的那座现代金字塔,是传统之入口,亦是现代之出口,而每一个从那入口、出口进出的人,爱与不爱大约都要在那驻足观望一阵子。

  批评家、《小说评论》主编 王春林——

  王尧的《民谣》,是一种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南方写作,像金宇澄的《繁花》一样,都是典型的南方写作的范本案例。

  作家、《收获》主编 程永新——

  到这一部小说,王尧已经获得了一个真正有学位的汉语之子的地位。木心讲,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也弥补不了。一个有知识的人,又有审美力,所以《民谣》就出现了。

  评论家 张学昕——

  王尧的《民谣》属于静默于壶中的乌托邦,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被煮沸的乌托邦。

  评论家 程德培——

  别看这小说王尧写了十几年,小说中的具体时间很短,指向了1972年。地点则落在了码头上。“我”坐在码头,左顾右盼。从码头向左看,是外公家的革命史;从码头向右看,是小镇上奶奶家的家族史。这两头来源牵涉到中国村镇的传统和秩序。

  王尧又安排了两次大火:一把火烧了外公那边的天宁寺,那里有革命烈士墓和“谁是叛徒”的秘密;另一把火发生在奶奶那边的石板街,奶奶一家的家庭成分和命运因此改变。

  这是王尧首次写小说,一写就写长篇,还是这么复杂的长篇,自我的操练和借鉴几近空白,可谓难上加难。当然,小说创造史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评论家、出版家 潘凯雄——

  整部作品,读者就沉浸在“民谣”的缓缓调性中读到了记忆,读到了历史、读到了时代、读到了故乡、读到了乡愁、读到了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读到了过去与时代的连接。

  八、后记

  我在这个年纪写小说,有朋友形容是“老房子着火了”。其实,在“房子”不新不旧时,我便动笔写了。

  这几乎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写作,与其说我在千锤百炼,毋宁说我一直处于写作小说的困境中。过两年写几段,再停下来,停顿的时间长了,我甚至忘记已经动笔的所谓小说。它成了我陌生的亲人。有一天,我突然再起久违的写作冲动,觉得应该下决心放下其他写作,完成自己的那幢“烂尾楼”。亲近的朋友早就熟悉我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如果这句话是一块铁,那也锈迹斑斑了。

  庚子年来了,我体验到了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和许多朋友一样,这段时间的精神史可能是我们重新理解世界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环节。戴着口罩在住所附近漫步的那些天,我常常黄昏时分走到一座小码头,站在那里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一天,我突然发现水边有一条红花鱼浮着,好奇地把它捞到码头上。这条鱼开始纹丝不动,几分钟后鱼唇吮吸了几下,又死去了一般,我以为它是垂死挣扎。我把这条鱼放回水里,它和所有死鱼一样在水面上悲哀地浮着。就在我稍有悲悯之心时,鱼儿突然一翻身迅速游弋到小河的中央,然后沉入水中,无影无踪。这似乎是另一种向死而生。许多东西就是这样,你以为它死了,它却活着,你以为它活着,它却死了,还有许多东西在半死不活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我早就开了头的小说。我能够复活它吗?复活昨天的文字,也许是为了今天的再生。鱼儿在水中飞翔的那个瞬间,我似乎回到了庄前的那座码头。我把那条河称为未名河,未名河的北岸,有一个少年在徘徊。

  我无法想象我会在一座城市固守几个月,就像我在那座村庄周而复始。去年底在南方一座城市参会,闲逛时听到前面十字路口的东南侧传来二胡的声音。青少年时期,我最亲近的乐器就是二胡,我最早听到的最好的音乐几乎都是二胡拉出来的。许多人在十字路口等候红绿灯,一拨行人走过后,我看到地上坐着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人。他不是盲人,他的气息让我觉得他是我乡亲中的一位。我站在他的边上,先听他拉了《传奇》。接着他拉了《茉莉花》,由《鲜花调》而来的《茉莉花》。我在他的旋律中想起我母亲说她曾经在万人大会上演唱茉莉花,她还说她那时扎着一根长辫子。在摇篮曲之外,我熟悉的民间小调和歌词就是《茉莉花》、《拔根芦柴花》和《夫妻观灯》。曲子终了,这个男人起身,和我反向而行。我过了十字路口再回头时,他已经消失在人群中。在熙熙攘攘嘈杂喧嚣的市井声中,《茉莉花》的旋律犹在耳畔。那个黄昏我从码头返回空空荡荡的路上,想起了十字街头的情景。也许,我的这部所谓小说应该叫《民谣》。

  终于安静地坐下来,我在电脑上搜索断篇残章。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写的一些片段中,自己笔下的那些人物长大了、衰老了、往生了,其中的一些人觉得自己不适合在我的世界里生存而自动离开了。即便是我同辈繁衍的后代我几乎不能完全辨识出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我和笔下的人物相处太久,但彼此都有了熟悉的陌生。他们和我都变化了。但无论怎样变化,我看到了少年的我在他们中间奔跑。故乡是我写作中的一粒种子,也是这粒种子最初的土壤。因为有他乡才有故乡。但这个边界其实是模糊的,模糊得我没有鲜明的乡愁,没有乡村与城市的分野,甚至也没有追溯自己成长过程的欲望。

  如果说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识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这个重建几乎是我中年以来在各种文体的写作中不间断的工作。我在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和一段时间以来的散文写作中,一直在询问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清醒、困惑、迷失、寻找、反省、愧疚、欣慰等在这个过程中时隐时现。也许我并不是在寻找自己,我只是询问与我相关的一段或几段历史的那一部分。我个人只是细节,历史才是故事。在我笔下的那座村庄,革命与现代化都是绵延不断的存在。是乌托邦,也不是;是异托邦,也不是。世俗生活在这样的是与不是中被切割,我的所有乡亲都在明白与糊涂中度过或即将度过他们的一生。如果我把这个村庄的故事和我们宏大的历史相关联,也可以勉强地说它有“整体性”。但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文本中,他们都是碎片化的存在。

  这里有故事,但波澜不惊,故事中的每一个情节和细节我都有可能把它戏剧化,但我最终放弃了这样的写作。我想做的是,尽可能完整甚至是完美地呈现这些碎片和它的整体性。这样一种安排情节和细节的方式,无疑给阅读带来了难处。我在当下的生活中,仍然感受到我追问的历史以不同的形式呈现着,因此这些追问明显地传递了我当下的某种思想状态。

  小说中的少年不是我,这部小说不是我的自叙传。最初他身上有我的影子,后来他在成长中影响了我。我读自己的初稿时,最初的感觉那个少年好像是我,再看又不是。我和他模糊了,我已经不知道是他影响了我,还是我影响了他。也许我从来没有完全辨识过自己,这已经不是老生常谈的哲学问题。这二十年我是在和他断断续续的对话中返回或离开那座村庄的。历史的复杂性延续在他这样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类人中。我曾经设想,这个少年离开这个村庄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有很多答案,这些答案都让我感慨万千。但我知道,他是他们的一部分,但我觉得他和他们不同。他曾经坐在码头看船儿向东向西,曾经躺在田埂上看鸟儿自由飞翔。他比他们多了理想,也多了生存的能力。所以,我有意在小说的卷四和前三卷之间留下了一丝缝隙。我要留下年轻一代即使不能远飞但心存飞翔的空间。

  小说是世界之一种。我们在阅读、训练和写作中认识了小说,并选择了自己写作小说的方式。尽管关于什么是好小说也许有许多共识,但我们无法用一种小说定义另一种小说,正因为如此,在一种小说之外才有另一种小说和出现另一种小说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的所谓创造性就是在小说定义和我们的阅读经验之外。我是一个毫无小说写作经验的人,但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关于小说的概念。这与我所谓“批评家”的身份有关,但我觉得没有什么“批评家”的“小说”,于是我写作的过程是不断放弃许多概念和阅读经验的过程。如果拙作与文学批评有关,那就是我自己对意义世界和小说艺术的理解影响了自己的文本,而不是突出了批评家的理念。我固执地认为,小说写作需要思想、学养和多方面的文化积累。我们不是把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附加在小说中,而是说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和把握,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故事、语言、结构和意义。换一种表述是,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现实和人的理解。就此而言,批评家或学者写作小说,如果他能够在理念之外,找到自己的审美方式,他所有的资源将会提升他的写作境界。

  除了故事、细节、意象外,对语言和结构的摸索是我的重点。我曾经很长时间研究中国现代散文,也较长时间写作散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写作小说的语言。除了文学的渊源外,写作者个人的心理、气质和趣味影响了语言。这是大而化之的话。在苦思冥想写了小说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之后,我找到了小说的“调性”。“我”的叙述,是“我”的呼吸和心跳,这确定了小说的词与物、人关系以及语言的节奏;神经衰弱的“我”也让语言在诗性之外多了一些迷幻;在完成《民谣》的过程中,我再次体会到隐喻是语言行为的结果。小说结构的问题一直困扰我,我想尝试“形式”如何在《民谣》中成为“内容”,这就有了“杂篇”和“外篇”。我不知道这样的形式是否推进了小说文体的创新,但它们都内在于小说的“大结构”之中。我设想“杂篇”不仅是补充了前四卷的细节,它还是“我”与“时代”的语言生活。在完成了“杂篇”之后,我意犹未尽,又以小说中杨老师的名义,写作了他未完成的短篇小说《向着太阳》,用不同的语言叙述了小说中“围湖造田”的故事,和卷三的故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用不无偏颇的话说,这么多年来作为一种职业,我一直在认识小说,认识小说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我觉得写作者最大的困境之一是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缺少宏大的结构力。我写过一些小说评论,但我觉得自己似乎从来没有抵达过小说的深处。我没有想过我会转身对自己的写作说三道四,这里说的话应该不是《民谣》的副歌。我和我熟悉的小说家一样,创作谈的境界常常高于创作本身,但他们已经写出了高境界的小说。我意识到了种种,但笔力不逮之处俯拾皆是。所以,我一直觉得创作谈其实不是对自己文本的补充性阐释,只是在完成文本后发现了黑洞,想用微弱的光去照亮它;或者,在我是意识到了文本的问题,试图用一些文本之外的议论表达自己虽然没有写好但还有几句高明的话。我无法说《民谣》如何,但它的“异质性”是确定无疑的。

  《民谣》的写作可以说是敞开的。记得参与“华语传媒大奖”评审的那几年,我和永新兄经常通宵达旦讨论小说,是离开既有理论和规范的那种讨论。永新兄关于小说的理解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力,理解小说是需要想象力的。在和永新兄的多次畅谈中,我在他身上理解了什么是小说家的小说家。在今年闭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时有些迟疑和犹豫。我常常把写好的章节、片段发小说家阎连科、批评家张学昕和我的同事季进、陈小民等,连科和学昕经常和我在电话中说出他们的具体意见。尽管我知道他们的评点我不会全盘接受,但我在意他们的看法。走走和朱婧熠首先读到了完成稿,她们的肯定才让我鼓着勇气弱弱地告诉永新兄和钟红明副主编我写了部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的“讨论会”在写作过程中已经“完成”了。莫言兄欣然为《民谣》题字,本书因此光泽许多。我向他们,也向所有关心我写作的朋友致敬!

  九、精彩书摘

  卷一

  1

  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河水从西向东流过。大船,小船,木船,机船,偶尔也有竹筏荡过。我爱听摇橹的声音,像八哥儿鸣叫。机船高亢的声音让人心烦,但我喜欢机油的味道,在机船过后,我仍然能够闻到残留在河面上的油味。我说不清楚这种油味给我的感觉,机油和食油在水中会幻化成两种图景。只有在寂静的夜晚,你会听到竹篙滑落的水声像水珠落在荷叶上。如果是清晨,你坐在码头上,你会看到水的流向,无船驶过时,河水单纯而自由。河水特别清澈时,你可以看到临近岸边的水草也在水中微微向东倾斜,小鱼在水草之间游弋。水面的宁静不是鱼儿的涟漪打破的,是最早有人到码头淘米的声响。淘箩在水中晃动,荡漾出夹带尘埃的米水。这时,有鱼儿过来了。你屏住呼吸,将淘箩轻轻沉入水下,鱼儿进来了,吮吸着乳白色的米水。不急,再过几秒,瞬间你将淘箩提出水面,三五条小鱼儿在米上跳跃。米水在河里散开时,如云如丝。如果这一天我起早淘米了,我会把淘箩再沉入水中,让小鱼儿回到河里。小鱼儿吮吸着米水,像蚕儿剪裁桑叶。奶奶说,大头,这叫放生。

  五月,持续一个月的大雨冲垮了河水的单纯与自由。从麦田淌到河里的水染黄了河面,阴沟已经被大雨冲刷得干干净净。这条河,像阴沟了。现在临近黄昏,我坐在第三块石板上,河水已经退到码头的第六块石板,第五块石板见到太阳了。河水黄了,河面上开始漂着死鱼。昨天下午,怀仁老头儿撑着船,打捞浮起的死鱼。他说,鱼是死的,煮熟,人吃了,鱼儿就是活的。老头儿要我拿几条回去,我没有要,老头儿说:“你是个呆子。”从四月到五月,小雨之后是大雨,大雨之后是暴雨,麦子在水中七零八落。太阳火了。这几天开始退水了。浑浊的潮湿抑制住了麦子的霉味,阳光下,发酵出来的味道缓慢地扩散着。后来方小朵贴近我时,她觉得我身上还有这种味道。凡是空地都铺满麦秸,不必用脚踩,霉味肆无忌惮地冲出来,钻进所有人的鼻孔,我们这个村子的人在一个季节都失去了正常的嗅觉。你若是把脚踩在麦秸上,霉气就会在水泡中热乎乎地张扬出来。

  呼吸的不连贯让我觉得这世界存在两个空间,我一直处在饱和饿之间。你盯着路上的麦秸,眼睛会发花,霉气呛出了眼泪,时间久了,脑子像中毒一样迷乱。想来,那些在空中飞翔的鸟儿也一样闻到了霉味,它们逐渐从我的天空中消失,它们一定飞到了没有霉味的远方。如果在空中,像鸟儿一样,我会怎样?爬树是升空的方式,但我不会爬树。我瘦小,可就是不会手足并用,通常是抱着树干,看同伴爬到了树尖。我崇拜杨晓勇,他以前能爬到最高的树顶上。我私下喊他勇子。勇子现在是大队干部,不爬树了。那时,看看在树上的几位同伴,我很尴尬,我的目光只好盯着空中的麻雀,盯在偶尔飞来的喜鹊和在田野上空叫唤的乌鸦的羽毛上,它们是我那时见到的离开地面最高的动物。偶尔从村庄的天空中飞行而过的飞机,除了给我和同伴带来骚动外,与我们并无关系。我那时看飞机,如同看上海、北京,可望而不可即。我跟奶奶去镇上,镇上的天空没有那么多飞翔的鸟,那些家养的鸽子早就被训练得不会自由飞翔,也几乎看不到能够扑扑翅膀的公鸡母鸡。我跟外公去玄字号那片农田,麻雀、喜鹊、乌鸦还有燕子,总是在天空盘桓,或者栖息在树枝上,此起彼伏的鸟声就像无数个婶婶、姨娘聚集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话。

  这些鸟儿都飞走了,它们在新的栖息地欢叫飞翔。鸟儿是没有故乡的,天空都是它们的世界。我和它们不同。我看着船儿向东向西,或者靠近码头。在后来很长时间,一九七二年五月的大水,让我觉得自己的脖子上挂着几根麦穗。记忆就像被大水浸泡过的麦粒,先是发芽,随即发霉。我脖子上的几根麦穗,也在记忆中随风而动,随雨而垂。

  外公的船也许快到西泊了,我屁股下那张纸好像也被风吹飞了。

  十、精彩金句

  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在后来很长时间,一九七二年五月的大水,让我觉得自己的脖子上挂着几根麦穗。记忆就像被大水浸泡过的麦粒,先是发芽,随即发霉。我脖子上的几根麦穗,也在记忆中随风而动,随雨而垂。

  我把那个春天的下午,一个拿着洋伞的老人与一个背着书包的少年,画在一张纸上,然后夹在课本里。我可以自己收藏自己。

  许多事情是稍纵即逝的。稍纵即逝的东西能够记住,是因为它稍纵即逝,如果能够慢慢在心里打磨,记忆的刀锋就无动于衷地迟钝了。

  外公和奶奶的故事不同,他们分别筑起了一条田埂和一条砖头铺成的街道,我沿着奶奶的街道摸到了以前镇上的老屋,沿着外公的田埂回到了我现在的村庄。但我渐渐发现这两条路是交叉的,村庄和那个小镇有时重叠在一起。

  无论如何,也不论我是否愿意,小镇和镇上的一些人,他们的过去多多少少定义了现在的我,这不完全与血缘有关,好像更多的时候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规矩。我就这样被训练出来了。

  奶奶的小脚,是裹了以后又放开的小脚。奶奶走路很慢,她身上驮着她的女庙巷和小镇,与乡村生活格格不入的这些东西让少年的我生活在一个错落的时空中。

  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觉得奶奶把旧社会的东西带到了乡下,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奶奶其实也在延续一种和乡村生活格格不入的文明或者是一种生活秩序。奶奶一辈子都生活在她的旧时代,她从来没有走出那个小镇。我感觉到的那种差异,其实是一个时代残存的瘢痕。

  我在石板街上见到的繁华和曾祖父眼里的繁华是不一样的,石板街是万花筒,即使我们俩都是顺时针旋转,我们看到的也是不同的乱花,何况我还习惯反转。

  这不时的石油钻井队的炮声与其说是在唤醒这个沉睡的村庄,还不如说是给村庄送来了那个原本不存在的梦想。

  在我开始学会思考的时候,痛苦便随之而来。我找不到一个让我内心平衡的世界和记忆,唯一能够抚慰我的方式,是我自己不时想象未来。

  我知道我对石板街的认识有更多虚幻的成分。一个人总喜欢在时光消逝后的日子里重返他当年无法进入的场合。我和多数人一样,都夸大了自己少年时对事物的记忆。但我确实在呼吸中闻到了石板街的潮湿和阴郁。这种潮湿和阴郁竟然打动了我,我当年曾那样拒绝潮湿和阴郁,我少年的心中总是荡漾着红色的广告颜料和震天动地的呼号。

  我似乎在潮湿和阴郁中贴近了我的祖先,贴近了我奶奶讲述的那些故事。祖屋的潮湿和阴郁,还有大队礼堂、生产队仓库、学校教室等无处不有的潮湿和阴郁渗透在我少年的历史之中。

  站在码头上的那一刻,我很快把自己看成废墟中的一块青砖,一根朽木。我又毫无理由地想把一个村庄一个小镇蜕变的历史承担下来,毫无理由地让我的记忆在潮湿和阴郁中成为废墟。我返回少年时的通道因此泥泞,但我已经无法抽身而退。

  我开始理解奶奶为什么喜欢去镇上。小镇就像你的一个远房亲戚,它虽然和你可能只是点头之交,但不管怎么说,你能够从心中的谱系中找到自己与它的关系。

  四月的乡村是恐怖的,许多熬过冬天的人是在春天到来时死亡的,当万物开始生长时,万病复苏,田野里新坟无数。

  我看到阳光下的向日葵抬起头来了,它确证了一个正常夏天的到来。阳光没有颜色,阳光贴近大地贴近庄稼贴近少年鼓胀的胸脯时才有了颜色。阳光只有照在向日葵上时才是金子。

  我和方小朵都知道,我们在以温暖的方式渐渐地结束一段还没有开始的感情。如果没有可以预期的未来,就没有开始,我们及时终止了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李先生走在路上,不熟悉的人肯定以为他是讨饭的。李先生不讨饭,他去各家借米借油盐,说我会还的。各家都给他一点,告诉他还不还再说。所有人都明白,老先生实际是无法还的。老先生借东西时,都会向主人作揖致谢。我送过去时,他一样作揖。这种动作的斯文和说还的诚信,透露出这位老先生骨子里的教养和尊严。但老先生的状况越来越差,骨子里的东西很快被穷困潦倒击垮了。

  我可能因为这部小说成为小说家,不再是批评家了。现在写小说就是小说家,写散文就是散文家,写诗就是诗人。我庆幸,我赶上了这么容易命名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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